在生态可持续话语与全球绿色转型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具有“漂绿”性质的生态现代化、新斯密主义与社区本位主义等生态资本主义的规制方案。这些规制方案以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资本积累与霸权统治的制度前提,以自然资本金融化、技术资本数字化与环境治理政治化为提振经济效率和稳固霸权政治的政策举措,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塑造帝国式生活方式的认知基础,释放出资本自我救赎的“烟幕弹”。但资本增殖逻辑的自我悖反、扩张逻辑的空间化困境及同一性逻辑的意识形态幻象,决定了生态资本主义不仅无法构建一种兼具无限增殖、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政治秩序,反而会因内在矛盾与外在局限走向自身的“历史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