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积极干事创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的关键,但过往监督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也带来了权力滥用的高廉政风险,影响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在激励地方干事创业的同时,对其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约束性放权”作为地方干事创业激励与监督问责贯通协同的分析框架,从放权激励和控权问责两个核心变量揭示了地方行为转变的内在逻辑。在放权层面,适度放松剩余权管制能激发地方创新活力;在问责层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纵向问责与横向问责的有效贯通,增强了监督效能。这种双向驱动机制既保障了地方在干事创业过程中的自主性,又对权力行使形成有效制约,从而实现廉政与效能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